插队云南：卷入“文革”的毛孩子
冯象是“老三届”知青里的最后一拨，自称“卷入‘文革’的毛孩子”。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只读过一年初中就跟在别人屁股后面“闹革命”了。1968年，在“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下，他和同学们离开了学校，从上海来到云南的弥勒县插队。
因为父母早已被打倒，去云南的决定是冯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的。“那时候我冬天会生冻疮，周围人都说别去北方，受不了，听说云南的自然条件好一点。另外，我父母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待过，又在云南生活过，连带我也觉得云南并不算太陌生的地方。”
冯象感慨当时根本不觉得自己是毛孩子，自认为完全有能力对自己的将来做出选择。“所以说小孩不怕吃苦，长大怕苦了，我现在就能体会到我们的上一代在‘文革’中受的苦。你现在再把我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我根本不可能像15岁的时候那样能吃苦了。”
尽管对云南一无所知，但还算幸运的是，冯象插队的地方比较富裕，劳动了两年后，他就到更边疆的村寨当了一名乡村老师。
“那里是真正的边境，在越南、老挝和中国三个国家的交界上，当初叫六村，现在叫绿春。再翻一座山就出国了，比我早的老师还给分配一支枪，防土匪用的。”
冯象说当时有一部越南电影《乡村女教师》，描写的内容跟他的生活一模一样。步行好几天走进大山里的一个小山寨，村里分他一间茅草房，一半用来睡觉，另一半当教室，中间钉上木板隔起来。孩子们由他按照年龄大小进行编排，村里的文化教育就全权交给了他。
“当了老师就有一份口粮，知青种地不行，教书是受欢迎的。当地的少数民族最欢迎两种人：医生和老师，对这两种人特别尊敬。学生们帮我打柴挑水，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也给我端过来。他们有很多人现在都当了官，还经常邀请我回去看看。”
自学外语：改变命运的军代表
当了一年多的孩子王，一天，冯象接到当地军代表送来的口信，让他上公社一趟。“这位军代表是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专门监听境外的电台，听力特好。他知道我一直自学英语，说是要考考我。”
原来自从尼克松访华后，学英语不再是“封资修”，因急需英语老师，云南省就办了一个英语教师训练班，军代表有意推荐冯象。冯象跟着马帮出大山接受了军代表的考试，不久就接到了参加培训的通知。“训练班在大理，由上海来的老师教，我就这样捞到了半年的学习机会。”
读书时一直很调皮的冯象，下乡后百无聊赖开始看书。数理化自学起来很困难，他就专攻文科。由于小学学过俄语，中学又接触过一点英语，自己对外语也比较感兴趣，他自学起了英语和法语。
家里人对冯象学外语多少有些提心吊胆，因为看的净是“封资修”的东西，生怕他闹出乱子。好在他身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人管。
“边疆地区能收到的电台特别多，当时我听的都算是‘敌台’，BBC什么的，还有苏修的电台，哪个波段、哪个时间是哪个国家的我熟极了。老乡以为我听的就是汉语，所以我的英语听力还没上大学就过关了，读大学时专业课免修。”
每月冯象还把自己的翻译和作文寄给杭州的姨夫，请他批改。姨夫曾留学英国八年，是伦敦大学第一位中国硕士和第一位名誉博士，冯象用的英法文词典和外文原著都是他赠送的。
半年的培训结束后，县中学的校长看中了冯象，将他从大山里调到县中，从此他成为一名正式教师。而那位给了他人生第一次重要机遇的军代表随部队开拔后，冯象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大学深造：文学法学一脉相传
对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来说，读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出路，但在那个年代，谁都没想到会有高考。正是凭借这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机遇，冯象一步步离开了生活十多年的云南，北上京城，又远赴美国。
高考时，因为当地的土政策限制，凡是已经当老师的人必须报考师范院校，而其他师范院校又不到云南招生，冯象只好以云南省第一名的成绩上了昆明师范学院。
“当时招了两个班，一个是四年制的，一个是两年制的。我们这些人都年满25岁了，学校觉得我们的教学经验已经很丰富，学两年够了。”
当了班长的冯象和同学们迅速召开了一个会议，发现全班没有一个党团员，全部是红卫兵出身。借着当时跟越南打仗的时机，他们折腾了一个学期，终于 迫使学校答应恢复四年制。冯象说，他们这代人身上多少是有些痞子气的。不过，书只读到三年级，他就提前考取了北大的西语系，上北京念研究生去了。
领冯象进入中古英语文学领域的是他的导师李赋宁先生，同时他自己也意识到：“欧洲现代文明的渊源是中世纪。在现代西方还在运作的那些机构、制度、宗教、道德风貌，都是中世纪开始留下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世纪文化是理解现代西方的关键。”
1984年，冯象再次提前毕业，赴美国哈佛攻读中古文学博士。当所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将在这个领域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他却出乎意料地来了一个大跳跃，转而攻读法学，最终又拿下了耶鲁大学的法律博士。
冯象对此的解释是：“在我们经历过的那个时代，文学的作用曾经跟法律的作用是一样的。管理社会也是通过文学作品，像《白毛女》、《红岩》、《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是教育人的，现在的人没法理解文学曾有那么高的地位。改学法学，其实只是改职业，我认为内涵是一脉相传的。”
在香港大学教了六年法律后，冯象回到美国，开始从事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咨询工作，这让他感到更自由，更有趣。虽然从17岁就拿起了教鞭，但冯象以为自己“并不是特别热爱教育的人”，“在国内我不是学校教出来的，我也不觉得我教别人，别人就能学会些什么。”
写书译经：读书是乐趣，但只乐了一半
自从1992年出版了《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以来，冯象利用业余时间陆续撰写了《木腿正义》、《玻璃岛》、《政法笔记》、《创世记：传说与译注》、《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等书籍，还在《读书》、《万象》等杂志和报纸撰写专栏文章，涉及内容自然横跨西方古典文学与司法两大领域，不可谓不活跃。
说起写作，冯象有一段回答让人印象深刻：“我写文章多半是为了还‘债’，还前人师长、父母友朋之‘债’。不管法律宗教语言文学，凡受过教、用过功、有了知识积累和经验体会的领域，都不敢不写。”
冯象打趣：“我这个年龄不能再东混混西混混了，应该写些东西了。读书本身是乐趣，但只乐了一半，还有一半是要把自己的乐传达给别人。哪个故事好玩，哪本书值得读，那你就要说说看。把自己学到的喜欢的，告诉你的读者，大家一起分享，不说责任，这样更积极一些。”
冯象的读者集中在两大类上———关心法律的人群和热爱文学的公众，受专业背景的影响，他的书对读者的素质也提出了一定要求。
“有的作家写通俗文学，也有的作家写给所谓的‘小众’，尤其搞外国文学、外国文化，这个问题更严重。既然是外国的，肯定要陌生一些，再加上我主要研究古代，距离更远，怎么写，用什么方法同中国读者说话，是个难题。对作者本人来说也是一种选择。”
为此，冯象进行了写作方式和语言风格上的尝试。在《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中，因为无意写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古欧洲文学的瑰宝亚瑟 王传奇与自己的亲身经历相交织，在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亚瑟王传奇的同时，也展示了在他眼中“日益全球化、麦当劳化或‘黑手党化’的‘新新人类’社会，天天 面临的虚荣与幻想、污染和腐败。”
而在《政法笔记》中，他又以“法学随笔”的文风评说了鲁迅肖像权、婚前财产公证、性贿赂、取名用生僻字等一系列法制领域的事件与现象，被看作是“彻底改变传统的普法文章”。
从五六年前开始，由于着手重新翻译《圣经》，冯象的写作大多与《圣经》相关。“我一般是手头正在研究什么就写什么方面的东西，因为经常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为普通读者介绍一些知识背景。”
对冯象重译《圣经》的举动，有人觉得没必要，有人拭目以待，他自己则认为是摆在面前的又一次历史机遇，需要好好把握。
采访手记
有趣的事跟谋生无关
去清华见冯象之前，面对他的教育背景内心着实有些胆怯，阅读他的《玻璃岛》和《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发觉也不是一时半刻能消化得了的，听说出于兴趣，他又在进行重译《圣经》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与他对话。
房门一开，是冯先生一张和善的脸。花色的圆领毛衣，头发斑白，个头不高，典型的“学者加南方人”气质。我的心情不知怎么顿时放松了不少。
因为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近些年冯先生与国内法学领域的交流比较频繁，这次来京，也是受邀为清华的学生讲课。
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拉拉杂杂说了很多，负笈云南的经历，专业领域的转换，写书译经的过程……还不时穿插他对国内正在发生的种种事情的看法。虽然定居国外几十年，因为往来较多，丝毫不存在生疏。
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冯先生谈起为介绍西方古典文化而做的种种努力。我问这么费力的事情，您怎么还这样有动力？他是这样回答我的———
“这世上的事分两种，好事是既不费劲又有趣，但这是理想，大部分事情不是这样。不费劲的事大都是平淡的，比如挣钱谋生。最能挣钱的人都是不花钱 的，那些资本家挣了钱都给老婆孩子花，自己很苦的，陪人吃喝，身体不好，没有乐趣。但家属过得舒服，正因为舒服了所以一事无成，变成败家子，这种情况最多 了。
“有趣的事情全部跟谋生无关。学生经常问我什么样的工作最理想，我能告诉他们的是第二理想的工作，那就是自己做自己的老板。要说第一等理想第一 等快乐，就是自己也不做自己的老板，不是现在意义的工作，这种事情不大有人做。现在大部分人是受雇于人，在一个人际网里谋生，这是第三等的快乐。我写文 章、重译《圣经》根本赚不了什么钱，又不是畅销书，还不如我讲一次课，纯粹是乐趣。
“现在的年轻人，条件很好，机遇也不差。这个机遇就是大部分人不读书、不用功，上个网、看个电影啊，就跟我们‘文革’时一样，大部分人不读书或 想读也读不了。现在包括学习很好的学生，用功程度也远不如过去，所以你只要花费很少的精力就能超越别人。还是和‘文革 ’时一样，并不是你有多聪明，但你读书了就可以考上大学。‘文革’给我的启发之一就是，任何时候不要随大流，毛主席时期如此，现在也如此。”
《圣经》中译本是个遗憾
记者：您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圣经》？
冯象：我刚学外语的时候，对十八、十九世纪小说、法国象征派和英美现代诗感兴趣，稍稍深入后就发现《圣经》对西洋文艺影响巨大，开始阅读。考进北大西语系后，中世纪文献大多和基督教有关，所以《圣经》是必修的科目。
记者：您怎么会产生重译的念头？毕竟现在流传的中文译本已经快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冯象：十多年前我还在耶鲁法学院的时候，有位神学院的朋友找我讨论经文，他用的就是国语和合本。以前我没有读过中文译本，拿来英语钦定本一对照，发现错译、漏译和语言风格上的问题不少。
清朝末年，当时有很多英美新教派在中国传教，互相之间经常打架，后来他们意识到这对传教不利，就决定联合起来翻译一个统一的《圣经》译本，这就 是和合本。一些外国传教士加上中国助手在上海组成了一个班子，一共翻译了三个版本：文言的、半文言的和白话的，最后一种流行比较广泛。
和合本在1919年全部翻译完成，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但它是以传教为目的搞的，翻译人员的中文水平又低一些，从学术的角度看不太讲究精确，有些 也翻译得不巧。到了“五四”时期，白话运动掀起来，和合本的白话就显得很怪，今天看起来就更怪了，以至于有些看不懂。《圣经》的原文是朴素、圣洁、雄健而 热烈的，到了中译本里成了半文不白的“洋泾浜中文”，这和《圣经》译本在西方各国的崇高文学地位形成了对比。从这点来说，我觉得我应该重新翻译。
记者：您希望您的翻译能弥补旧译本的缺陷？
冯象：在西方，《圣经》是一部文学巨著，翻译得很好，发行量世界第一，但在中国就是一个遗憾。我不是信徒，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想做点贡献。我也并 不想取代什么，就是希望能贡献出一个质量好一些的译本。在所有的外国文学经典里，我觉得《圣经》最值得翻译，这个事恐怕也没几个人做。别人不做的事情我要 做，就像当年别人都不读书的时候我读书一样。对《圣经》本身我一直很有兴趣，尝试着翻译了一下后，觉得自己还能干这个活儿，就干下去了。
我译的《摩西五经》已经在香港出版，在那里出版就是想在汉语基督教研究的中心得到一些评价，听听他们的看法。那里的学者和教徒也进行了讨论，给我的反馈是认为语言很好，但在教义方面可能有不同意见，因为我不是信徒，没有任何派别意识，我呈现的是主流的学术意见。
记者：重译工作已经完成多少了？您计划多长时间译完？
冯象：已经完成的《摩西五经》，也就是五分之一的内容。第二卷是诗，刚译了一半，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应该能完成。翻译《圣经》快不了，因为牵扯 很多问题需要查大量资料，时间上也只能找空闲，慢慢来，所以多久完工不好估计。幸好也不是没有中译本，多着呢，我不过再贡献一个就是了。
记者：翻译《圣经》，您觉得对自身的挑战在哪里？
冯象：《圣经》是西方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和文化、包括宗教思想和制度实践，跟迦南、埃及、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及东地中海文明都息息相关，那要学多少东西，简直令人生畏！
从翻译上来说，希伯来语《圣经》的语言很简洁，把简洁的语言译好又让读者明白，很难，需要琢磨。你必须舍弃一切修饰，回到语言的根本，回到常用词汇、口语甚至古汉语，考验的全是自己的汉语。原文不懂，通过查资料总能搞懂，但懂了以后该怎么表达？
记者：会不会有人认为回到语言的根本，生动是有了，但是不是失去了原有的庄严，也许宗教的语言就是和大众存在一定距离的？
冯象：《圣经》的原文是普通的语言，没有任何学究气，根本就不难的。有这样的理解是上了当年传教士的当了。《圣经》在几千年前是要念给不识字的牧民、妇女、小孩听的，哪能那么学究气？更不存在距离感。
这是传教士的问题，他们来中国传教，对本民族的东西其实并不懂，英语也不怎么样。我在和合本里就发现好几处，是他们自己没把英语钦定本看懂，根 本不是希伯来文的问题，因为钦定本的英语是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不是19世纪的英语。所以我要改造《圣经》和合本的基本语汇和句法，回归原文善本。
记者：您在《圣经》上花费这么大的功夫，可您并不是基督徒。一个不信教的人凭什么翻译《圣经》呢？
冯象：这也许是国人习以为常的误会，以为《圣经》仅仅是基督教的经典。希伯来语《圣经》本来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典籍和民族文化遗产，基督教兴起后继承了这部圣书，所以不能说到《圣经》，就把它等同于基督教。实际上，基督徒只是古人所谓“圣书之民”中的一支。
说到信仰能否成为翻译经典的前提条件，或者有助于译者的理解和表达，我看也未必。当年朱光潜先生译注马克思著作，引来一顿狠批，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配诠释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可是今天再读，谁能及得上他的译文？
记者：您希望人们怎样看待《圣经》？
冯象：老话说：读书无禁区。《圣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流传最广、读者最多的书之一，也是支配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势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从求知的立场 出发，读一读很有益处。《圣经》的内容和文学类型也包罗万象，法律神谕、部族历史、箴言布道文、诗歌传奇，不一定全部看，因为也有很枯燥的地方，但其他很 多故事、诗歌还是很有意思的。我相信翻译好了，很多人会对它产生兴趣，当然不一定非要信它。
《北京青年报》2007年3月20日 撰文/颜菁/摄影/小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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