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lary Clinton and Barack Obama

不可靠的大脑

By [ 覃里雯 ]
2007-1-29 5:26:43

一 个女人，希拉里·克林顿宣布要竞选美国总统了，还有一个黑人，巴拉克·奥巴马。当政治评论家们——从东到西——煞有介事地评论两个不同寻常的候选人时，他 们讨论这两个人的政治见解、能力、背景和当前环境，但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他们却假装不存在，或者不重要：美国人真的到了完全克服偏见，接受一个女总 统或者黑人总统的时候吗？人们不讨论这个，因为他们假装这种“政治不正确”的立场并不存在，事实上它依然是存在的，而且很重要。要不然，为什么支持希拉里 的调查对象里，女性比男性多出30%？

不能责怪政治评论家，我们所有人的大脑都回避质疑那些它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如果你为这些东西献出生命，热血沸腾，或者至少坚信不疑：自由主 义，为小布什，为巴勒斯坦，为简·方达或者胡志明，为改革或者不改革……所有人都坚信自己拥有正确的政治立场，你以为你的立场已经经过足够的考验，但是科 学家们说，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个制造偏见的复杂机器。

在去年的6月的《科学美国人》上，Michael Shermer写过一篇悲观的小文章，讨论这个问题。这个自称哪派也不跟从的自由派说，他观察了他在自由党和民主党两个阵营里的好朋友的表现，发现“不管 讨论的问题是什么，两方都同样相信所有的证据毫无疑问地证明他们自己的立场是对的。”

“人类的理解力一旦接受了一个观点……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搜集来支持和同意这个观点。”

1620年，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就这么说过。现在，一 种利用磁共振成像仪（fMRI）进行的研究结果证明他是对的。磁共振成像仪可以显示大脑的哪个部位是信念偏见生成之处，它是如何在无意中、被情感驱动着运 作的。心理学家Drew Westen在Emory大学领导一个团队做的这个研究结果，在2006年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协会年度大会上披露。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15个自 称为“强硬的”共和党男性和15个“强硬的”民主党男性接受了fMRI大脑扫描，接受扫描时，研究者给他们一些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 里发表的演讲——这些演讲很明显都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在评判演讲的时候，共和党人对克里、民主党人对布什都一样的持批评态度，不过对本党候选人的错误却 轻易放过。

神经图像上显示，大脑与逻辑推理最相关的部位非常安静；最活跃的部位却是处理情感的那个部位、与处理冲突相关的那个部位和负责判断道德可靠性的那个部位。而且，一旦被研究对象达成一个让他们情感上感到舒适的结论，他们大脑中与奖励和愉悦相关的部位也会变得很活跃。

除非我们在未来证明这些领域之间存在着无法探测的相关活动，目前的这个研究结果只能证明大脑在处理有关信念的信息时更注重的是情感和道德感的舒 适程度。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热衷于奢华生活的人总是不相信环保主义者提出的证据，为什么一些旅行者会在贫困的拉美国家看到遍地歌舞升平，而另一些看到 的则是其下的悲惨。同样是20年代的中国，罗素看到了脚夫的美丽微笑，而鲁迅狠狠讽刺了罗素，他认为西方人的自大和盲目使罗素对这些微笑“背后”的东西视 而不见。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是真的：大脑永远不会带我们接近真理，而只会领着我们在直觉和偏见的道路上一条路走到黑，这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是多大的一个 打击！也许，陪审团永远不可能在审案时达到公正（那个长胡子的家伙看起来非常狡猾），CEO永远不可能对一个公司的运作真正了解（这些数据现在不好，但是 这不是我策略的错误），科学家永远不可能证明一个理论的正确性（我觉得这些数据足够了……），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文明难道不是在原地打转吗？

幸运的是，我们的大脑还知道，它自己不是完美的，它意识到一个自我监测的机制是多么重要。在科学实验中建立了严格的控制机制：在搜取信息 阶段，被研究者和研究者都不知道实验条件；研究结果在专业会议和严格审查的刊物上被讨论；研究必须在其他和最初实验者没有关联的实验室里重复做过；如有与 结论不符的数据，必须包括在论文之中。同事之间保持怀疑态度是受到鼓励的。非同寻常的声明需要非常的证据来证明。现代文明之所以能够比前工业时代的文明更有效地改善人类生活，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有一个有效的校正系统，这个系统通过结合诸多大脑的力量，尽可能地避免了单个个体的弱点。

如果不采用这个经常令我们不舒服的校正系统，那么在任何时候，我们的大脑都会轻易引导我们走向歧途。无论是在革命年代那些莫名奇妙的争鸣，还是 在当下互联网上各说各话的辩论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惊人的幼稚、混乱和短视狭隘，都出于同样的原因：首先，辩论者的知识体系非常可怜，其次，他们拒绝聆听， 拒绝建立一个共同的、经得起检验的知识体系。所以，辩论变成了孤独的、类似于梦呓那样的东西，丝毫不能增进人们对事物的了解。

我们对现代科学的信仰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是最严格、也最易于操作地防止偏见的一个系统。那么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难道不需要如此吗？经济 学家的理论，一个市长的结论，CEO的新政策，法官的判决……如果我们没有一套制度对社会运作的各个机制进行审视，而只依赖于这些机制的自律，它注定会充 满错误，而错误很容易自我复制并且扩散。在回顾各个国家和时代历史时我们很容易发现：当领导者不容忍怀疑时，他领导的机构就问题丛生，易于倾覆。不过在任 何时代，有些大脑都拒绝承认这个事实。

19岁出门远行

19岁出门远行

[个人历史] 苗炜 2007年2月16日

每个人在他的人生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凭仗，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EB怀特

文学世界中有许多这样的女人——她们代表着人性中美好明亮的一面，代表知识，同时拥有母性的光辉与少女的青涩，拥有开启另一个美丽世界的钥匙，神秘，性感。第一个闯入我的世界的那个女人叫作南珊，她来自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小说已经如风干了20多年的鱼一样生硬，但南珊这个形象却新鲜得像一滴露水。其原因是，我在书本上看到的这个姑娘，几乎与现实中的另一个姑娘同时出现，在高中的教室里，我放下藏在课桌下的小说，抬头向窗外望去，就能看见我暗恋的姑娘在我静静的呼吸里走过。

这本小说也带给我一个极大的错觉，那就是让我误以为泰山是个谈论诗歌与宗教的好去处。19岁那年，我打算出门，我就去了泰山。走之前我和我的“南珊”告别，好象要就此离开北京不再回来一样。在火车站能买到去乌鲁木齐的票，但我害怕坐三天三夜的火车，途中就会反悔。那不是去打算流浪，那只是出门旅行。我去了青岛，去了苏州，去了杭州，我规规矩矩的买了所有的车票，拿着一件破雨衣，在拥挤的车厢别人的座位底下躺着，这样子倒像是流浪者。
但是，很快我就回来了，十多天。我还是回到了大学的课堂上，老师给我们讲小说，我看到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看到了马原的《零公里处》，那时候我还没看过《在路上》，浑然不知余华、马原那种戏仿的含义，年轻人出门转了一圈，回到生活的常态中来。

大学宿舍里经常能碰到流浪者，一个北大的学生，打算从北京走河南，走四川，走上一年；一个西方哲学的爱好者，则是流到了北京，混在大学宿舍里；有一次，我看见我们的师兄，陪着一个矮小、平头的家伙在校园里溜达，那家伙的屁股兜里装着一把刚买回来的牙刷，一看即知，是个校园流浪汉。他叫张楚，几天之后，所有人都听到了他唱《姐姐》——姐姐，我要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

那首歌真是好听，后来成为男生宿舍的保留曲目之一。当时流行的歌还有《假行僧》——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有《花房姑娘》——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每个学校里都有那么几个吉他歌手，我对门宿舍就住着一个，我们管他叫“杨大佑”。某一天晚上，我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到金斯堡的诗，其中一句像霹雳一样——美国啊，在我的床单下不断咳嗽的美国！我想，这个“美国”换成“中国”，这首诗可以改成歌词呀，那时候不用抄，看两遍就能背下来，我默诵，走出图书馆，走回宿舍去找那个“杨大佑”，一路上怕忘掉伟大之诗，就在校园里大声朗诵着：在我的床单下不断咳嗽的美国啊！

那首歌并没有创作出来，学校里还有一个吉他歌手，当时也不知道他写了什么歌。后来，毕业以后很多年，在一个灯火阑珊的街头，一个女孩子把她的随身听打开，把耳机给我，说她听到了一首很好听的歌，老狼在唱“任凭这天空越来越湛蓝，你在我身边越来越平凡。任凭这旅程越来越孤单，你在我面前越来越茫然。”那首歌叫《来自我心》，作者黑楠，当年的校园歌手，后来“超级女声”的评委。
文学世界中有许多这样的男人——带着强烈的体味，带着自我毁灭同时又要毁灭他人的危险气息，代表着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在我看，狄恩•莫里亚蒂就是这么个家伙。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那种小孩子，喜欢《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儿总有一百万个姑娘或坐或立，在等她们的男朋友。有的姑娘交叉着腿，有的姑娘没交叉着腿，有的姑娘大腿好看得要命，有的姑娘大腿难看得要命，有的姑娘看上去为人很不错，有的姑娘看上去很可能是只母狗。可是说起来，这景色看了也让人有点泄气，因为你老会嘀咕着这些姑娘将来会有他妈的什么遭遇。我是说在她们离开中学或大学以后，你可以料到她们绝大多数都会嫁给无聊的男人。这类男人有的老是谈论他们的混帐汽车一加仑汽油可以行驶多少公里，有的要是打高尔夫球输了，或者甚至在乒乓球之类的无聊球赛中输了，就会难过得要命，变得非常孩子气。有的非常卑鄙。有的从来不看书。

是呀，我已经变成这样一个无聊的男人了，喜欢汽车、喜欢高尔夫球。这样的转变悄无声息，唯一欣慰的是还喜欢看两本书。有同事出差去美国，还会想着从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给我带回来两本书，两本经典著作，一本是《嚎叫》，一本是《在路上》。“城市之光书店” 1953年由劳伦斯•费林盖蒂开设，曾是艾伦•金斯堡和杰克•凯鲁亚克的大本营，顾城当年去那个书店拜会费林盖蒂，说：“金斯堡让我来看看您和您的这个书店。”书店老板说：“金斯堡现在是个教授了。”

我在《美国》一诗中看到几句——你的精神生活被《时代》周刊左右吗？我每周都看那杂志，它告诉我有关责任感，商人是严肃的，电影工作者是严肃的，除了我，所有人都是严肃的。这几句诗倒和我现在的工作有一点关系。

狄恩•莫里亚蒂的兜里没多少钱，他们也不为钱发愁。《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彤写过一部小说叫《镶在日子上的金边变成了钱》，作家狗子给她写了一个跋，题目叫“又一代”，他说：以前我们发誓我们长大了绝不像他们丫的那样。现在我们长大了，我发觉我们变成了我们当年反对的那帮“他们丫的”。难道成人世界就是一个万劫不复的轮回？甭管你青春期有什么样的理想和激情，到了成人世界，统统瞎菜。狗子说，让我们呆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挣钱，二是结婚。所以他不打算挣钱也不打算结婚。

狗子大概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我见过他好几次，大多处于半醉半醒的状态，他一会儿在浙江一会儿在北戴河，有一阵子听说他在南极的中国科考站找了一个工作，要在那里住上一年。有两则他醉酒之后的逸事，一是80年代，他在美术馆喝完酒，出门抱起一个公共汽车站牌子就走，后面的公共汽车进站，就跟着他往前走，要停在站牌子下面。另一个是21世纪，他在海拉尔喝多了去洗澡，进门发现一桶牛奶就给喝光了，一会儿一师傅进来纳闷：牛奶浴的牛奶怎么没了？有这样一个垮掉的作家总让人欣慰。我也见到过年轻时心目中的偶像诗人芒克，他扒上飞快的火车就去流浪了，现在他满头白发，端坐在一锅酸汤鱼前面。

我高中时代的同学，后来成了一个摇滚歌手的高旗，他第二次看这本书是10年前。他说：“当时我跟一个朋友从北京开车去了新疆，在路上我想起《在路上》，那种感觉非常像，每天没着没落，不知道明天在哪儿，有时候一不小心开了800公里，有时候一偷懒只开了 300公里。到了青海湖后，我想起之前写的歌《魔幻蓝天》，那本是个在城市里幻想出的美丽景色，原来它在自然界一直存在。从新疆回来后，又回到城市，有一天路过一书店，看到了《在路上》，我就买来看了第二遍。”
现在，他总结，“我觉得金斯堡更可爱一些，疯狂过，但又理智。疯狂的人有可爱之处，但有时候也让人无法忍受，就好象小说《富人穷人》，哥哥是个颇富道德感的中产阶级，对一切都好；弟弟是个疯狂的人，却赢得更多的爱。我希望自己能在疯狂和理智中找一个点，人不能总能在边缘，总有现实需要估量，总有些人需要去承担责任。能做到收放自如才是最好的，就像金斯堡说的：穿西装很舒服。”

我19岁那年出门远行之前，也跑到高旗家去告别了一番，就像金斯堡和凯鲁亚克那样，把告别弄得很有仪式感。他送给我一把刀作防身之用，但我只用过那把刀开罐头，我很快回来上学，他1988年从旅游学院退学，留着长头发。学校让他剪掉，他就不念书了。后来好多年不见，偶尔会看到他演出，听他张罗自己唱片公司的生意，但16岁时看他抱着吉他唱美国歌的场面越来越模糊了，以至于我怀疑那是否真的出现过。

那个时候进入我视野中的美丽的女性还会出现，王小波《绿毛水怪》中的妖妖，她是藏身于大海中的精灵。还有安妮宝贝《莲花》里的苏内河，她带着善生去看夜晚的蝴蝶。许多人不觉得《莲花》是一个好小说，但这个总爱写上海地铁和咖啡馆、有时候也写写越南的安妮宝贝，能走进墨脱就是一个好小说。在派乡，我曾经眺望去往墨脱的山路，从来没想过自己要走一遍，一年以后，我看到了《莲花》，那个男主人公有种种俗世的羁绊，而苏内河始终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她葬身于隐秘的莲花世界，就像妖妖游荡在海底世界。她们的灵魂会以各种姿态出现，悄悄的询问我们内心深处是否还有一种梦想，像太阳落山时有一道金色的光芒铺展到你的面前，沿着这道金色的路走下去，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极乐世界。


1.
转载自2007年3月5号的《三联生活周刊》，“在路上”系列
原来三联的人和思乐的人有好大一个交集，嘿嘿 :)

2.
轫（軔）rèn ㄖㄣˋ
阻止车轮转动的木头，车开动时，则将其抽走：发～ (喻事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