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得只剩下电影

穷得只剩下电影




南方周末　 　2004-12-09 15:06:23

　　要在宁浩和刘佳茵之间找共同点很容易———穷。
　　得益于今年的电影制度改革，他们又拥有了另一项共同点———想拍就拍。宁浩的《彩虹》，提交了1500字以内的故事梗概之后，获得了拍摄许可；刘佳茵还是在校学生，“学生作品”的拍摄享受相当大的自主度。
　 　这种自主度让他们能够及时宣泄自己的创作冲动，哪怕是砸锅卖铁，耗尽自己最后一分钱。最近，他们两人都接到通知，作品入选了明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电影 论坛”单元。接下来，又有一个共同难题摆在他们面前：去哪找钱来完成作品的后期制作，去哪找钱来将自己的作品从电脑硬盘誊上胶片？

在宁浩（前右）的《彩虹》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身兼数职，原因很简单：省钱。

　　将“劫难”作妙趣
　　□本报驻京记者　李宏宇

　 　7月，内蒙东北的东乌珠穆沁旗，导演宁浩带着剧组做电影开机前的准备。他先派一名道具师到离驻地200多公里的外景地支起一个蒙古包，计划一两天后剧组 就到。这时候影片却出现了资金问题，制片人也赶来与前方剧组做密集的商讨。忙起来，道具师居然就被大家忘掉了，他只能在方圆几十公里荒无人烟、又没有手机 信号的大草原上守着蒙古包。幸好他带着一箱方便面，幸好有一个羊倌路过。羊倌不会说汉语，但手势比画着，他明白每天要给这个奇怪的汉人带些水来；然后，总 是两人隔几米蹲着互相打量，没话。等剧组想起这桩要命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七八天。赶紧开车去找，大老远，就能看见道具师站在一只油桶上翘首盼望。他几乎不 会说话了，但第一句话就是：“导演，我想回北京。”
　　虽然仅仅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毕业一年，宁浩其实已不是“新人”。他在音乐电视领域已经 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实力人物，拍摄朴树的《ColorfulDay》获得去年“华语榜中榜最佳音乐录影带奖”；不久前的热播电视剧《中国式离婚》，是宁浩担 任执行导演；2003年他毕业前在山西执导的DV影片《香火》被选入瑞士洛迦诺电影节，更在东京FILMEX电影节获最佳电影奖，在香港国际电影节获“亚 洲数码竞赛”金奖。但他的新电影仍然遭遇了一个常态的问题：没钱。
　　《彩虹》（暂定名）是宁浩“报师恩”的一部作品：他的一位老师策划了这个项 目，故事要有三个关键字———农村、儿童、乒乓球。拟定剧情大纲后，他决定先去内蒙选演员：“因为是在不了解的地方写一些不了解的人的状态，所以希望能尊 重他们的状态。”在各个那达慕大会上，他们拍摄了上千人的资料；跑了几十所学校，有时候两所学校距离上百公里。“范围缩小到28个孩子，就不太好取舍了， 因为不太了解他们。”正值暑假，他们弄了个夏令营，把孩子们凑在一个学校里，每天带他们玩。“从这7天，我才开始了解、喜欢这些孩子。我也开始有了兴趣， 从最初一个命题作文，到觉得能展现他们有意思的东西，这个电影有的拍。”
　　也正在这时，北京来了坏消息，原定投资方出了问题。宁浩一边设法稳住 早已到位的剧组，一边与制片人算账：原计划胶片拍摄，预算140万元，换成高清晰度录像，50万是否够用？这个数字，是至少可以卖给电影频道基本保证回收 的底限。但就是能行，哪儿去找50万呢？宁浩打电话给妻子：家里还有多少钱？10万多，全拿出来。加上制片人的10万，先拍了再说！稳定下来之后，宁浩跟 剧组交了底。一些人离开了，其他人立刻组织妥当，开机。
　　在60公里路程也要开两个半小时的草原上，这个“穷酸”的剧组只有4辆车，每天还都有 故障。不得已时，摄影师杜捷回到北京把自己的切诺基开来，并成为交通主力。拍摄第一天到了外景地，车回驻地取饭，剧组从早上等到天黑，饭也没来。后来知道 是当地停电，汽车无法加油。“现代人真是非常脆弱，离开这些交通、通讯工具，就太软弱了。所有在城里拍摄不成为问题的事，在这里都是巨大的问题。”宁浩事 后感叹说。他们后来发现在旁边一座山顶上，大概两平方米的一块地方，站得再高一点，偶尔能有手机信号。于是他们在那儿放了一个油桶，远远地，经常能看到山 顶上有个人站在油桶上。但看上去就在一旁的山包，从拍摄地走上去，也需要40分钟。
　　拍摄第三天，运送演员的面包车翻在了深沟里。一个孩子胯骨 骨折，头上缝了6针；一个女演员锁骨骨折。蒙族牧民倒是安慰他们：“没啥，草原上的孩子，骑马摔了也是常事。”但艰苦而多舛的拍摄令剧组的又一批人员离 开。片子还得拍，于是“机构重组”：取消场记，带孩子的当地教师做副导演，一个司机当制片主任，另一个司机当生活制片，一个录音师兼现场制片。令人惊讶的 是，剧组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效率，有时候一天可以完成四五十个镜头。宁浩不仅没有因为这些事故和繁琐失去了对影片的控制，他甚至把一些尴尬遭遇变成了影片里 横生趣味的细节。“没有人给我们拍纪录片，要是有人拍，纪录片恐怕要比电影还精彩。”宁浩自己这么说，那些常人眼中劫难般的拍摄经历，听他一一道来却如同 趣事一般。
　　10月，《彩虹》初诞生，看过的人都喜欢。柏林电影节的两位选片人看完尚无字幕的粗剪片，当即决定邀请影片参加明年电影节的“新电 影论坛”单元；美国某著名电影公司一位高层看得屡屡忍俊不禁，到一半有事要走，还切切叮嘱下次来一定要再看完。可是对宁浩来说，这样的青睐却是让他犯难的 好消息。把影片从高清转成胶片，所需数十万资金显然毫无着落——剧组部分人员的工资现在还欠着。“我觉得这么干不行，”宁浩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无奈叹道， “还是得拍点儿能赚钱的。我这一年，真是全靠《香火》的奖金活着。”话是这么说，他的脑子里还有至少10个听来便很精彩的故事，等着变成电影。

　　★《彩虹》故事

　 　北与蒙古国接壤的乌珠穆沁草原上，居住着一个蒙族游牧家庭。小儿子毕力格去河里打水，捡到一个不知何处漂来的乒乓球。家里人都不知道这白色的小球是什 么，小伙伴二锅头和达瓦也不知道。三个孩子怀疑它是夜明珠，在深夜苦等，“夜明珠”就是不亮。草原货郎来了，告诉他们：“不就是个乒乓球嘛。”可乒乓球是 干什么用的，他没工夫跟毛孩子费口舌。毕力格的爸爸从货郎那儿买啤酒，瓶盖上说中了一台电视机，他付出一头羊，让货郎把电视机拉回来。爸爸站在油桶上，把 套马杆上的天线举得高高的，只勉强收到一点声音，怎么也没有图像。电视里正好在转播乒乓球比赛，解说员说了这么一句：“乒乓球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球……”
　 　“原来我们捡到了‘国球’！得把它还给国家呀。”国家在哪儿？当然是北京。北京在哪儿？他们只听奶奶唱过，“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那一定是太阳 升起的地方。仨小子骑上马和摩托车就往东去，走了一宿还没到北京，却被草原公安截获：“再跑就到俄罗斯了！”回了家，妈妈气得抓过来就揍，“国球”也被抢 走踩扁了，孩子们叹息不已。毕力格的姐姐考上了旗里的歌舞团，正好带毕力格去上小学。开学典礼正演节目，毕力格要上厕所。路上，他听到乒乒乓乓。推开一扇 大门，十数张球台边少年们打得正酣，白色的乒乓球满地都是。毕力格傻了，半天也不动。

《牛皮》剧组全体演职员集体照———刘佳茵和她的父母

　　拍自己脑子里的电影
　　□本报驻京记者　李宏宇

　 　刘佳茵的《牛皮》是一部极端的电影。这部110分钟长的DV作品全部在她自己家里拍成，两间狭窄昏暗的小屋，没有外景；全部演职人员就是她和父母，但影 片拍摄却严格按照标准工艺进行，她自己不光导，还得演，此外摄影、灯光、录音、场记等等，一手包办。这是她的长片处女作，她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硕士学位 在读生。
　　《牛皮》的影像非常写实，但她坚称这是一部故事片：“有人问我：它看起来非常真实，是怎么拍的？我很无情地告诉他，都是事先计划好 的，我怎样的时候我爸又怎样……有随机成分，但很少。”影片大部分在今年5月间拍摄，但很少有人知道刘佳茵在拍片子，因为拍摄时间只能在深夜。“我从学校 回来，妈妈从工厂下班，爸爸从店里回来，这已经很晚了。坐下来可能吃饭也可能不吃饭，然后谈今天要拍哪场戏，要解决哪些问题，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讲 整场戏、讲对话、走动，排练几遍；之后我要开始做摄影的工作。机位比较费劲，因为是在一个可能比一般人家里都要狭窄的地方。调白、灯、录音、话筒杆……然 后一遍遍拍。从一两点拍到三点甚至五点，然后六七点就要起。”讲述这一切时，刘佳茵表情里并没有一点喟叹。
　　长镜头非常多，几乎全部固定机位、 局部镜头，人的动作和身体极少被完整纳入画面，看罢影片你也并不能推测出房屋的大致格局。片名出现前的一个镜头令许多看过的人记忆深刻：在将近5分钟的时 间里，画面上只有桌面和一台打印机；画外对白是父亲在指挥女儿在电脑上排版：“字体大点儿，再大点儿，横排，竖排，小一点儿，间距再大……”漫长而几近 嗦，女儿也几乎不耐烦了。终于，打印机吱嘎着吐出红色的纸来，是中英文的店招：“全场五折”。
　　《牛皮》在电影学院放映给很多老师看，反应多是 “非常好”和“完全否定”两个极端，少有中立。有人不想看，要快进；或是出去抽完烟，回来一看居然还没完。刘佳茵对自己的方式却十分坚持：“像那一场就是 事先设计好的，肯定要提几点，情绪上肯定要有变化，然后我要急，他更要急。他抠得那么细，大家觉得：这打出来得是什么东西啊？所有人都等着，然后，‘全场 五折’———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一切都要折半，你的利润本来很少还要折半，你要给工人同样的工钱。就是这样一个很自残的事，我爸打这么凄惨的一个东 西，还要抠很细……很多人看这场戏会有很深的印象但不见得真能体会。”
　　《牛皮》还遭遇了许多疑问，刘佳茵自己就列举了一堆：“比如有人觉得： 你怎么能全部都在屋里拍呢？你怎么能自己演呢？你怎么能不用录音师呢？你怎么能没有钱就拍呢？你怎么能家里都这样了，你还想学电影呢？这就是众人的态度 啊，但如果我用这样的态度衡量自己的话，我现在指不定干嘛呢。我可能在一中学教书呢。事实上众人概念中的这些都是扯淡。”她愈发激动起来，“它跟你真正要 做的事、跟电影和生活没有关系，都是扯淡。难和容易，取决于在你的脑子里什么是电影什么不是电影。那我告诉你，这个在我脑子里就是，很多别的就不是。”
　 　刘佳茵对电影有着少见的坚定与执著，她从初中开始阅读相当专业的电影书籍，高一时就明确了要考电影学院；她的成绩很好，作为文科生，数学高考成绩是 102分。1999年导演系本科没有招生，于是她考了文学系，但专业对她并不存在限制：“电影不拍还能怎么样呢？一定要拍。”她没算过拍《牛皮》花了多少 钱，也从没考虑之后拿它怎么办，她眼里的拍电影，还真就只是“拍”。“钱什么的，跟电影都没关系，只跟你的生活有关系———是不是想过得比原来好一点，是 不是想改变你的生活的问题。我觉得维持或改变自己生活的渠道有很多，这样拍也不见得就不是一种方式。只要我在干这件事，我对自己干的很满意，后面的问题自 己就会解决。”
　　她似乎也不为电影遭受的争论烦恼：“改变不改变、相信不相信，不止在艺术，也存在于生活的各个环节中。听到这些争论之后怎么办，这是最后的问题。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么多年跟电影发生的关系，我的观念已经是这样了，我很相信我自己。”
　　10月底，刘佳茵得到通知：《牛皮》被选入下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新电影论坛”单元。
　　论及前途，刘佳茵说：“我留恋学院，在学院5年多，很贴。我在干一个喜欢电影的人应该干的事，就是没有私心杂念地去拍。”

　　★《牛皮》故事

　 　《牛皮》的故事正是刘佳茵自己家庭的经历。片中的父亲经营着一家皮艺店，母亲则在工厂负责皮包的设计和制作，他们对这门生意倾注了极大的感情和心力，却 仍是经营惨淡，债主会不期而至。父亲决定以全店皮具五折的方式促销，起初似乎还挺有效，慢慢地作用却不再明显。母亲开始责怪父亲的经营方式和能力，平时在 别处总是有一套套道理的父亲，此时却无言以对，懊恼地抽自己的嘴巴。家里家外的波折低落总是会过去，父亲和母亲还是满心祈愿：从明天，也许就能慢慢好起来 吧。平淡甚至细碎的生活细节缓缓铺展：父亲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女儿长高，母女为店里收成不错的一天鼓掌欢呼，狭窄的过道里女儿为新的皮包充当模特……生活似 乎总是艰难局促，而三个人的家庭里，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却在这个过程里捉紧人们的呼吸。